嗯,若不認真看待蔣才雄……
文/蔡长璜
读了画家、作家及独立策展人谢诗侣(Cecily Briggs)为蒋才雄《三十六计》展览画册写下的一段话,⑴对艺术家的思路还茫无头绪者大致来说也就迈出破冰的第一步:
“这些立场与方位,或革新的,或戏谑的、或诡秘的、或暗示的、或随心所欲而离奇的、或颠覆的、或如魔术般且迷人的、或无礼不恭的,无论从任何一个方位出发,尽管是不夸张和渐进地,都能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这些都是指向蒋氏近期创作的要素,对于那些有意去阅读《三十六计》中的装置以及表演的观众,将会有很大帮助。”
字里行间点出了这名资深创意人一以贯之的表达策略:开放性,杂多性,挑逗性,模棱两可,一种逻辑叠加到另一种逻辑之上。
在此展览计划里,蒋才雄一共交出三件以(不锈钢制成的)方块字造型作为主体的力作,⑵除了《三十五个黑色海贝》与《三十五个白色海贝》之外,还有一件从审美理念来说,既可分开展示,亦可并置赏鉴的《當當(发丝)》壁面装置。
前两者均援用了同为“貝”字部首的汉字,例如,上“今”下“貝”的“貪”字,左“貝”右“戎”的“賊”字,以及“貶”、“貧”、“賒”、“賭”、“贄”……等等,艺术家再在每一个字盒里嵌入一个实物,即约莫七八厘米大之海贝,把字形还原成物象,并将之装进五颜六色的特制袋子。后者不外是两个巨型阳体“當”字,还个别附有一个视觉上不成比例的单字:“上”和“代”;“上”和“代”仿若抽屉般可开可关,两个小抽屉开着时,观众可以拼读作“上當”以及“當代”,若把小抽屉关起来,便只剩下“當當”了。
跟上下左右排列的文字结构截然不同的是,“上當”、“當代”均由两个单体字集成一个复体字,尽管如此,却同样展示了汉字体系里灵活、简易、且稳定的造字规则。两者均毫无二致地承载着“意义”这个东西。不过,大家理应明白,任何人都无法迫使字/词仅仅为我们自己所想象的“意义”服务,因为它早已蕴含约定俗成的“意义”了。(下图为艺术家蒋才雄与现场观众交流。)
“意义”也并非铁板一块!如果我们想要辨识不同字/词所指究竟是何物何事,那就需要将有关叙事者在特定历史/政治/文化脉络底下冀图显示的意思(或命题)加以把握住。
他想要说什么?他想要说的动机是什么?他因何要让别人了解他想要说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分明是从欣赏者角度进行探究。比方说,某些艺术观众,特别是学有专长的批评家似乎都喜欢凭着对作品产生的某种印象去拼凑、拟造乃至凸现创作者的“精神面貌”,也就是说,彼等始终凝注于“作品之中”,却忽略了将之延伸到“作品之外”的层层面面付诸更多角度的会意,此举很难不被看作是一种带有选择性与轻蔑性的审美幻觉。
兹举例言之:甫返星州定居不久,蒋才雄便为此间国家教育学院展览中心组织了一项题为《失去功能的文法》(Dysfunctional Grammar)的三人联展,除了发表《四个角落》(Four Corners)壁面装置以外,他还在开幕式上呈现了一场艺术表演:在众目睽睽之下,艺术家透过投影机将自己从小就不敢示人的两处身体缺陷大方地展示出来。⑶假使我们单凭上述行动,就二话不说地对蒋氏扣帽子谓“在公共领域里暴露个人隐私的自恋者”,随即写下“他矢志解放观众的看,使之成为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是纯物质性的看,使之成为辩证的、充满挑衅而且又是客观超然的看……”的观感,岂不是过分卖弄和离谱?
话又说回来,若从创作者视角来看,到底会呈什么景象呢?我以为,首先,蒋才雄并不会支配、妨碍与剥夺观众们自由审视和运思的机会,因为“言外之意”(或“韵外之致”)无疑是艺术家话语蕴涵中最令人兴味盎然之处。但他真的能够任由对方自行揣摩,甚且不介意其原意被他/她们误读、错读吗?我把这个难题抛过去,岂料他的回话也非常巧妙:
“问题不是介意或者不介意被误读,甚至错读,问题是可能还是不可能去控制和影响作品不被误读,不被错读。从这里还可以进一步质问:创作者到底有必要还是没有必要想方设法去控制和影响作品不被误读,不被错读。”⑷
蒋氏期待其作品中那些文辞(texts)所暗示、所指称的内容逾出一般用法上之概念范围,从只此一家到异质杂陈,到接合其所谓“可能-不可能”与“必要-不必要”去控制和影响作品不被误读、错读的应对之策,显然更能促使当代艺术与视觉文化的实践方式全面走向开放。(兴许将那些别有居心、恶意曲解的读法视为一种反馈也无所不可!)艺术家要不这样坦然处之,即设想他者都具有“视觉识读”(visual literacy)的能力,双双互涉、互动和互玩,恐怕就难以在意义生产以及多重阅读之间展开调协,从而达致最大程度上的会通了;这么一来也自然/必然/当然引发更深一层的提问,甚至容许怀疑、交锋或者再创造,如此等等,好比是一个经由有选择余地的不同视角熔铸所得的差异空间。这是第二与第三点。
概而括之,其作品形式极简,却放射出繁复的信息,这些视觉陈述亦庄亦谐地由个人情思扩延至社会脉动,既能有所启悟,发人深省,又能顾及批判性。
就说《當當(发丝)》吧,俏皮如你,大可戏拟老禅师曲着指头在不锈钢字盒上敲了又敲,其声同“當當”,(力道不足则像“达达”!)若连续不停地敲击,金属响声遂不绝于耳。回过神来讲,观众不妨煞有介事地问道:究竟是什么人“上当”或者谁“上”谁的“当”?尽管有心人抢着把“当代”这个涉及时间概念的单词拿来作答,天晓得是否张冠李戴而已。(也许,那近乎虚张作态、且附势、媚权、捞钱的“当代艺术”之形成机制才是蒋氏指鸡骂狗的箭靶子也说不定!)整体地看,与它们同时展出的尽是诸如“货币”、“财富”、“消费”等跟经济学攸关的汉字字库,依此联想当前全球资本紧缩现象,实在不难理出一个所以然。我们甚至可以纯粹投入到材质、文辞与意象的视觉转化和创意演练上寻求美的慰籍……作为审美主体的观众,其感知能力根本不受抵制。
后记:跟蒋才雄谈论看法,交流思想,尤其让我折服的,莫如他那“蒋式小小思维”了 ,⑹例如,借助野狗脚印反思版画实践,欣见众人混用多元语言沟通,小贩煮面竟可比拟艺术表演,等等,全凭一己之洞察力,从寻常物事中发现不寻常的生活现 象;从小见大,正反兼容,自在自为,好料!⑺
注释:
1. 见于〈三十六计:在诸事物间运思〉(The Thirty-six Strategies: Thinking in the Midst of Things),悉尼:卡素拉发电站艺术中心(Casula Powerhouse Arts Centre, Sydney),2000;谢氏目前任教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家教育学院。
2. 综观蒋氏之艺术实践,最早以中国文字与文化意象来传情达意的“经典”之作,无非1991年展于新加坡博物馆画廊(Singapore Museum Art Gallery)的《柏杨:丑陋的中国人》莫属,这件装置总共由《源》、《直八》、《糕模》、《六书通》、《三长两短》、《黄河之水天上来》等六小件物体雕塑组合而成;至于说,采用文字结合实物构成的创作,则可追溯得更早,那便是1976年发表的《临睡前仍要走数里之路》(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了。惟在新禧年前后,方块字(包括中文文辞、语句和信函等)才逐渐成为艺术家针砭时弊娱人娱己的视觉陈述之重心,至今展出过的作品有:《丁口周佳》、《三十六计》、《侨居者的晚宴》、《有两株树》、《才雄兄》、《非常哭》、《多五斗/少两粒》、《拉茶》、《当我长大了/我要做部长》、《利剥削》,等等。
3. 在跟笔者畅谈有关演出的电子邮件中,蒋氏写道:“我留意到本地的媒体倾向于仅仅展示或者刊印‘好的消息’或者‘美好事物’而已。凡是被认为是‘坏的消息’或者‘不光彩的’就会遭到排斥。此种情况恰恰表征了这是一个未成熟和无安全感的社会;我了解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犯了相同的毛病。”
4. 电子邮件访谈整理,2009年6月29日及7月1日。
5. 电子邮件访谈整理,2009年7月24日、25日及30日。
6. “蒋式小小思维”乃借自艺术家的作品题目《庆祝小小思维》;下文所述之事例,见于他发表于2004年的三篇文章:〈迈向一种批判性的版画实践〉(Toward a Critical Printmaking Practice)、〈关于作品正在施工中的思考〉(Thoughts on Work-in-Progress)和〈人看人:《想象的前途》观后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蒋才雄早在七十年代中期便提出“观众参与”的重要性了,他觉得展览会场里那个贴在墙上“小心勿动”的标签对观众非常不友善,恐将影响艺术欣赏和接受方式。
7. 建议采用北马槟城福建话来念“好料”一词,如此较为传神。好料,音读“ho3 liau4”,多用作谓语,是一种普遍化、市井化的地方用语,譬如“这盘炒粿条实在好料!”、“真服了南洋大学的学生,中文好料,英文也好料!”以及“李光耀按怎好料?当今的少年人都无知影了!”等等。
本文收入《蒋才雄:金钱的故事》展览画册,香港:奥沙画廊,2010
文/蔡长璜
读了画家、作家及独立策展人谢诗侣(Cecily Briggs)为蒋才雄《三十六计》展览画册写下的一段话,⑴对艺术家的思路还茫无头绪者大致来说也就迈出破冰的第一步:
“这些立场与方位,或革新的,或戏谑的、或诡秘的、或暗示的、或随心所欲而离奇的、或颠覆的、或如魔术般且迷人的、或无礼不恭的,无论从任何一个方位出发,尽管是不夸张和渐进地,都能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这些都是指向蒋氏近期创作的要素,对于那些有意去阅读《三十六计》中的装置以及表演的观众,将会有很大帮助。”
字里行间点出了这名资深创意人一以贯之的表达策略:开放性,杂多性,挑逗性,模棱两可,一种逻辑叠加到另一种逻辑之上。
蔡:《金钱的故事》将在八月廿一日首展于香港观塘奥沙画 廊,艺术家是否可以预知当地观众的反应?
蒋:我看很难。我对香港不 熟悉,不要说“预知”,连猜测都不知如何着手。香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那些熟悉中华语言文化的香港市民,在“阅读”作品时或有可能会占优势的。顺便一提: 我希望这一系列作品日后也能够移到其它地方(包括非华文环境的地方)展出。
在此展览计划里,蒋才雄一共交出三件以(不锈钢制成的)方块字造型作为主体的力作,⑵除了《三十五个黑色海贝》与《三十五个白色海贝》之外,还有一件从审美理念来说,既可分开展示,亦可并置赏鉴的《當當(发丝)》壁面装置。
前两者均援用了同为“貝”字部首的汉字,例如,上“今”下“貝”的“貪”字,左“貝”右“戎”的“賊”字,以及“貶”、“貧”、“賒”、“賭”、“贄”……等等,艺术家再在每一个字盒里嵌入一个实物,即约莫七八厘米大之海贝,把字形还原成物象,并将之装进五颜六色的特制袋子。后者不外是两个巨型阳体“當”字,还个别附有一个视觉上不成比例的单字:“上”和“代”;“上”和“代”仿若抽屉般可开可关,两个小抽屉开着时,观众可以拼读作“上當”以及“當代”,若把小抽屉关起来,便只剩下“當當”了。
跟上下左右排列的文字结构截然不同的是,“上當”、“當代”均由两个单体字集成一个复体字,尽管如此,却同样展示了汉字体系里灵活、简易、且稳定的造字规则。两者均毫无二致地承载着“意义”这个东西。不过,大家理应明白,任何人都无法迫使字/词仅仅为我们自己所想象的“意义”服务,因为它早已蕴含约定俗成的“意义”了。(下图为艺术家蒋才雄与现场观众交流。)
蔡:汉字这个独特的文化载体镕情 感、理念和记忆于一炉,同时也被公认是一种“非常中国”的符号形式,所以,一直都是许多华人当代艺术家偏好的创作素材之一。您乃是在什么情形下萌生用汉字 传释作者思境乃至人类处境的念头?
蒋:二十多年来,我对“因 陋就简”(making do)的视觉现象产生兴趣,做了一点研究,断断续续地收集了不少资料。后来,我发现人们对语言的应用,尤其是俚语成语的表达(idiomatic expression),也时时因陋就简。我最近读了一本台湾作者唐诺写的《文字的故事》,作者对汉字做了趣味性十足的阐述,讲了许多值得人们反省、富含 寓意的故事。我也对文字的故事做了一番思索。
生活在鲜少有机会应用中文 的环境三十多年之后,重返新加坡定居六年多,这六年来,置身于我出生、求学、成长的岛国,感觉上她已经面目全非了。我把个人所见所闻之后私己的感慨,通过 创作活动表达出来。
“意义”也并非铁板一块!如果我们想要辨识不同字/词所指究竟是何物何事,那就需要将有关叙事者在特定历史/政治/文化脉络底下冀图显示的意思(或命题)加以把握住。
他想要说什么?他想要说的动机是什么?他因何要让别人了解他想要说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分明是从欣赏者角度进行探究。比方说,某些艺术观众,特别是学有专长的批评家似乎都喜欢凭着对作品产生的某种印象去拼凑、拟造乃至凸现创作者的“精神面貌”,也就是说,彼等始终凝注于“作品之中”,却忽略了将之延伸到“作品之外”的层层面面付诸更多角度的会意,此举很难不被看作是一种带有选择性与轻蔑性的审美幻觉。
兹举例言之:甫返星州定居不久,蒋才雄便为此间国家教育学院展览中心组织了一项题为《失去功能的文法》(Dysfunctional Grammar)的三人联展,除了发表《四个角落》(Four Corners)壁面装置以外,他还在开幕式上呈现了一场艺术表演:在众目睽睽之下,艺术家透过投影机将自己从小就不敢示人的两处身体缺陷大方地展示出来。⑶假使我们单凭上述行动,就二话不说地对蒋氏扣帽子谓“在公共领域里暴露个人隐私的自恋者”,随即写下“他矢志解放观众的看,使之成为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是纯物质性的看,使之成为辩证的、充满挑衅而且又是客观超然的看……”的观感,岂不是过分卖弄和离谱?
蔡:对一般观众来说,如果彼等有意释读这些作品,是否需 要具备某种悟性程度和思想习惯,艺术家有何提示或建议吗?
蒋:观众最好是好奇,然后 主动去参与,而不是老是被动地等待他人口头或文字的诠释。作品里面已经提供汉英字典对该字的释义。如果我人在现场,肯定喜欢和观众交流,互相学习。总之, 不必老是拘泥于“审美”,有时候“审丑”反而更有味道,更有意思!
话又说回来,若从创作者视角来看,到底会呈什么景象呢?我以为,首先,蒋才雄并不会支配、妨碍与剥夺观众们自由审视和运思的机会,因为“言外之意”(或“韵外之致”)无疑是艺术家话语蕴涵中最令人兴味盎然之处。但他真的能够任由对方自行揣摩,甚且不介意其原意被他/她们误读、错读吗?我把这个难题抛过去,岂料他的回话也非常巧妙:
“问题不是介意或者不介意被误读,甚至错读,问题是可能还是不可能去控制和影响作品不被误读,不被错读。从这里还可以进一步质问:创作者到底有必要还是没有必要想方设法去控制和影响作品不被误读,不被错读。”⑷
蒋氏期待其作品中那些文辞(texts)所暗示、所指称的内容逾出一般用法上之概念范围,从只此一家到异质杂陈,到接合其所谓“可能-不可能”与“必要-不必要”去控制和影响作品不被误读、错读的应对之策,显然更能促使当代艺术与视觉文化的实践方式全面走向开放。(兴许将那些别有居心、恶意曲解的读法视为一种反馈也无所不可!)艺术家要不这样坦然处之,即设想他者都具有“视觉识读”(visual literacy)的能力,双双互涉、互动和互玩,恐怕就难以在意义生产以及多重阅读之间展开调协,从而达致最大程度上的会通了;这么一来也自然/必然/当然引发更深一层的提问,甚至容许怀疑、交锋或者再创造,如此等等,好比是一个经由有选择余地的不同视角熔铸所得的差异空间。这是第二与第三点。
蔡:就香港这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而言,尤其此刻全球经济 依然笼罩在不明朗、不乐观的氛围之中,您的创作意向与当代情境的相关性出奇之高,若说《金钱的故事》乃是艺术家特别为当地观众“量身定制”的一点也不为 过。惟此展的产生究竟是偶发式的,或者,乃是经过深谋远虑始脱胎而出的?
蒋:《金钱的故事》是经过 一番策划循序渐进发展出来的。对于此刻全球经济状况,世界各地很多人都深受影响,这是一个环球性的现象,人人都关心,艺术家也不例外。⑸
概而括之,其作品形式极简,却放射出繁复的信息,这些视觉陈述亦庄亦谐地由个人情思扩延至社会脉动,既能有所启悟,发人深省,又能顾及批判性。
就说《當當(发丝)》吧,俏皮如你,大可戏拟老禅师曲着指头在不锈钢字盒上敲了又敲,其声同“當當”,(力道不足则像“达达”!)若连续不停地敲击,金属响声遂不绝于耳。回过神来讲,观众不妨煞有介事地问道:究竟是什么人“上当”或者谁“上”谁的“当”?尽管有心人抢着把“当代”这个涉及时间概念的单词拿来作答,天晓得是否张冠李戴而已。(也许,那近乎虚张作态、且附势、媚权、捞钱的“当代艺术”之形成机制才是蒋氏指鸡骂狗的箭靶子也说不定!)整体地看,与它们同时展出的尽是诸如“货币”、“财富”、“消费”等跟经济学攸关的汉字字库,依此联想当前全球资本紧缩现象,实在不难理出一个所以然。我们甚至可以纯粹投入到材质、文辞与意象的视觉转化和创意演练上寻求美的慰籍……作为审美主体的观众,其感知能力根本不受抵制。
后记:跟蒋才雄谈论看法,交流思想,尤其让我折服的,莫如他那“蒋式小小思维”了 ,⑹例如,借助野狗脚印反思版画实践,欣见众人混用多元语言沟通,小贩煮面竟可比拟艺术表演,等等,全凭一己之洞察力,从寻常物事中发现不寻常的生活现 象;从小见大,正反兼容,自在自为,好料!⑺
2009年9月于吉隆坡
注释:
1. 见于〈三十六计:在诸事物间运思〉(The Thirty-six Strategies: Thinking in the Midst of Things),悉尼:卡素拉发电站艺术中心(Casula Powerhouse Arts Centre, Sydney),2000;谢氏目前任教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家教育学院。
2. 综观蒋氏之艺术实践,最早以中国文字与文化意象来传情达意的“经典”之作,无非1991年展于新加坡博物馆画廊(Singapore Museum Art Gallery)的《柏杨:丑陋的中国人》莫属,这件装置总共由《源》、《直八》、《糕模》、《六书通》、《三长两短》、《黄河之水天上来》等六小件物体雕塑组合而成;至于说,采用文字结合实物构成的创作,则可追溯得更早,那便是1976年发表的《临睡前仍要走数里之路》(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了。惟在新禧年前后,方块字(包括中文文辞、语句和信函等)才逐渐成为艺术家针砭时弊娱人娱己的视觉陈述之重心,至今展出过的作品有:《丁口周佳》、《三十六计》、《侨居者的晚宴》、《有两株树》、《才雄兄》、《非常哭》、《多五斗/少两粒》、《拉茶》、《当我长大了/我要做部长》、《利剥削》,等等。
3. 在跟笔者畅谈有关演出的电子邮件中,蒋氏写道:“我留意到本地的媒体倾向于仅仅展示或者刊印‘好的消息’或者‘美好事物’而已。凡是被认为是‘坏的消息’或者‘不光彩的’就会遭到排斥。此种情况恰恰表征了这是一个未成熟和无安全感的社会;我了解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犯了相同的毛病。”
4. 电子邮件访谈整理,2009年6月29日及7月1日。
5. 电子邮件访谈整理,2009年7月24日、25日及30日。
6. “蒋式小小思维”乃借自艺术家的作品题目《庆祝小小思维》;下文所述之事例,见于他发表于2004年的三篇文章:〈迈向一种批判性的版画实践〉(Toward a Critical Printmaking Practice)、〈关于作品正在施工中的思考〉(Thoughts on Work-in-Progress)和〈人看人:《想象的前途》观后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蒋才雄早在七十年代中期便提出“观众参与”的重要性了,他觉得展览会场里那个贴在墙上“小心勿动”的标签对观众非常不友善,恐将影响艺术欣赏和接受方式。
7. 建议采用北马槟城福建话来念“好料”一词,如此较为传神。好料,音读“ho3 liau4”,多用作谓语,是一种普遍化、市井化的地方用语,譬如“这盘炒粿条实在好料!”、“真服了南洋大学的学生,中文好料,英文也好料!”以及“李光耀按怎好料?当今的少年人都无知影了!”等等。
本文收入《蒋才雄:金钱的故事》展览画册,香港:奥沙画廊,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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