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先生，图画老师
文／蔡长璜
终于，我和摩尔尢诺（Moelyono）先生碰面了！就在刚刚结束的“第三届非那局艺术节”（Notthatbalai Art Festival 2007），这名印尼艺术家受邀到来主持一场研习营和两场讲座，旨在跟本地艺术社群分享其个人的创作历程，以及报告其从事了逾二十年的社区艺术教育工作。
对于他的才华与品格，还有献身社稷人民的事功，我一直都略有所闻；难得大好机会，尤其发自一种敬仰之意，我全程参加了相关的活动项目。于是乎，对这位以“图画老师”（Guru Nggambar）而名声广播、并且非常平易近人的“摩尔先生”（Pak Moel）的研究方法、知识结构、政治信念和改革议程等均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距今十七年前，在艺术学院最后一个学期时，我修读了几种偏重理论的科目，其中有一堂课叫做“第三世界美学”（Third World Aesthetic）。教我们的讲师选用了一篇关于摩尔尢诺如何在布伦本（Brumbum），即一个位于爪哇东海岸的小渔村，通过跟儿童们进行绘画劳动来催化觉醒意识的评论报导，作为课堂上诸多晦涩难懂的阅读／交流文本之一。
出乎意料之外，首次接触这种“问题导向的教育模式”（problem-posing model of education），不但让我印象深刻，而且，从此便一直影响着我的创作趋向和人生志向。
事情是这样的：很多画家喜爱描绘穷乡僻壤的景况，抑且热衷再现出社会下层民众的肖像，比方说，乞丐、劳工、原住民，等等；不过，一如观光客怀着猎奇心态去感受、去攫取异国的文化情调般没有两样，他／她们终究沦为一种创作素材，显然是画家──甚至是作品展出时的观众或收藏家──凝视的对象物。
就现代伦理学的概念来讲，这样的行为可谓是“缺德”的，然而却不被艺术家所看重。
摩尔尢诺亦曾陷入类似的迷思中而异常苦恼。在一九八零年代中期，他乃是一名以写实技法描绘民生问题的新生代画家，纵使这些作品因为精湛的表现形式而令人赞叹，他关心的现实情境和显示的生存状态依然如故。艺术家借题发挥，或许名利双收了，惟身在苦难中的人家还是过着粗衣粝食的生活。
“为什麽穷人不能将自己的困境画出来？”他开始怀疑，所以提了第一道问题。
另类教学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摩尔尢诺“闯进”布伦本。他翻山越岭，约莫经过两个小时、共五公里的脚程，方才抵达这个绝大多数村民都是靠渔业营生的聚落；村中的男女老幼，朝朝暮暮接受着来自南印度洋的大风大浪之洗礼，民风淳朴，生活清贫。
前年，印尼社会改革协会（Indonesian Society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SIST）资助印行了由他撰述的《摩尔先生，图画老师》，对于那里的第一印象，作者如是披露：进了布伦本，映入眼帘的不外是一些用竹片编制成屋身，以及用棕榈叶堆叠成屋顶的民宅，其中有一栋用锌板做屋顶的木制建筑，被区隔成四个空间，据女鱼贩告知，那便是供给村里的小孩读书的地方了。
摩尔尢诺当时在一个小镇的私立学校当美术老师，这个身份特别受到当地人的礼待、尊重与认同，于是将他引荐给该所小学的校长卡狄然先生（Pak Katiran）。
卡狄然先生向他叙述了布伦本的实际状况，乃至导致师资短缺的关键，比方说，地点过于偏远──它跟外界的交通方式乃是一条崎岖的山径，而且疟蚊非常猖狂，外来的老师都不愿意长留于此。他希望摩尔尢诺给予协助。随即把后者领到一间课室，当场宣布欢迎这位新来的图画老师，同学们闻之，无不雀跃万分。
“我自然感到紧张，毫无准备。这件事超乎我的意料之外，在此之前根本没有想过。这是我第一次忐忑不安地呆立在课室前，虽然只是面对大约十名一和二年级的小学生而已。”
接着，摩尔尢诺发现同学们都没有图画簿，应当如何是好？就在没头没绪之际，他望见离村子不远处那一片宽广的海滩，灵机一动，邀请同学们走向户外，自此便开展出一种以沙地当纸、以树枝当笔的另类教学法！
该书第一章详细地记载了这位图画老师长期在当地奋斗的经过，其中包括他如何在物质匮乏的情形下实施其对话性的审美教育，以及如何藉着艺术的实践，直接地参与、融入群众之中，并且激发大家一起学习从积极面向主动去正视有关社区的诸种民生问题，例如，教育、卫生、贫穷，等等，凝聚公民力量，全心全意创造出一个归属个人也归属集体的生活世界。
平等对话
摩尔尢诺究竟如何取得这项成就──审美教育果真能够达致社会改革的效应？另一方面，以布伦本的个案而言，该村民众甚至是地方官员们岂会对这个“外来者”毫无戒心，更甚的是，反而接受他的参与和听取他的意见？
或许，在印尼境外的我们看来，这些事迹太夸张了，简直难以置信。
无论如何，摩尔尢诺不但不是一名思想激进者，事实上，他的儿童艺术教育理论框架，跟时下众多的艺术教师所主张的相差无几，例如，启发儿童的潜能以及培养儿童的自信，确保他们拥有健全的心智成长，免得对其未来的人格、行为和情感等带来负面的影响，等等。
他还强调艺术教师务需“对儿童友善”（child friendly）。因此，孩子们在劳动的过程中，不管是绘画也好、制作手工也罢，大人们切忌凭着自身的逻辑思维与价值判断去批评他们和其作品。
尤甚要紧的是，儿童好玩的天性决不可以被压制或者抹杀掉！儿童做游戏的当儿，除了充满活力、乐趣、满足、自尊和受人关爱的情感体验之外，下意识地还能够涵养他们的模仿能力、想象能力、认知能力、适应能力……团体游戏也会促成其人际关系、平等认同以及群体意识等互补、均衡地发展。
所谓“寓教于乐”！用摩尔尢诺的语言来讲，“游戏乃是一种普世、可行与有效加强儿童求知精神的手段。”
而最鲜明的例子，莫过于他让同学们在沙滩上边玩边画的那一幕了。
摩尔尢诺首先引导同学们以各式各样的方式绘制线条，譬如像使用树枝（或脚趾）在沙地上画一条长线，抑或，互相比赛以倒退走（或跑动）的方式来完成之。又，干脆就地取材，把随手捡来的枯枝、漂流木等拼凑成立体而粗犷的线；乃至借助石头、贝壳与珊瑚等自然材质来传播“藉由点和点的持续连接构成线”的图式概念。
稍后，大家亦会针对先前的活动进行交流，惟至多是一种轻松的随性的对话，包括：我们用什麽东西来画线？在什麽地方？一边跑一边画线的感觉如何？刚才是谁用树枝来画线？我们还可以用什麽东西在沙滩上或者空地上制作长线？我们有可能制作一条通往云端的直线吗……
真实经验
值得我们注意的，则是摩尔尢诺非常重视对话模式与交流过程中的“平等原则”了。
大人和儿童的关系，并非一种单向的关系，意即前者始终扮演着发问者的角色，而后者却只能不停地回答诸多的提问──喜欢发问的孩子往往被家长或老师们当作“问题儿童”看待！──换句话说，儿童有权力对其周遭的现象提出问题，大人必须倾听这些声音（即使是批评的意见），应该尽所能去启发他们，抑且，强化他们的思辨能力。
有研究报告指出，双向的关系与互动的交流，对于模塑甚至完善儿童的“人格系统”方面具有充分的助益。
推而论之，在交流过程中间，每一个对话者形同一个独立的主体，彼此皆处于平行的发声位置上各抒己见，没有你高我低之分。假如关涉了整体社区与人民的利益时，对话的前提和共识亦需建立在爱心、真诚、信任、希望等人生理想的基础上，一切以大局为重。
摩尔尢诺的社区艺术教育工作，在在显示了如何从一项纯粹的儿童绘画劳动──他采用普通的材料而已，诸如纸和笔，再如用竹子编扎与人等大的立体人偶造形，最为“尖端”的技术要数木刻版画了，──渐渐地演变到作为集体面对、剖析、解决（部分）民生问题的犀利的传播／交流的媒介。
这其中包含一定程度上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显然，前文约略讲述过，作为一名现实批判写实主义的画家，摩尔尢诺是在寻找创作素材时，不经意闯进这个小渔村的。可谓“无巧不成书”。
再说，该村民众的存在处境的确十分窘迫；他们不但要跟大自然博斗，基于社区的基本设施不足，比方说：道路、电流、自来水，等等，经济发展受到制约，生活得过且过，还要忍受贪赃枉法的地方官员为所欲为！
这些被压迫阶层人民的真实经验（包括一些不合理的剥削）透过儿童的图画一一重构、揭露出来：校服与课本的缺乏；小孩在踢球时，看见大人们因为争抢自来水管而发生龃龉；疟疾的危害；拖网乃是全村人都参与的日常活动；执法人员指示村民把合法砍伐的林木搬到其卡车上；萨班先生（Pak Sarpan）担着两大串香蕉欲送给森林局官员，等等。
寻找出口
这些图像表征了孩子眼里的生活世界。尽管画法稚拙，充满童趣，毕竟没有沾染一丁点虚假、浮华甚至功利性的色彩（对照我国那些儿童填色比赛的优胜作品），其中凸显的真实性与相关性尤其十分感人。
上述诸多社区问题的视觉化呈现，后来在一间刚刚建竣的民宅公开展示──较早前，当地发生火患，共有五间民宅不幸遭到祝融吞噬了；摩尔尢诺从别处筹集了一些救济品，包括衣物、炊具和家私等，帮助灾民消解一些经济负担和恐慌，──全体村民均被预设为“特选观众”。
或许，有人会问，一种非政治化的文化演练到底能够取得什麽具体的社会效应？乃至于那些（下文将陆续提及的）连锁反应是否有夸大其词亦是可以被质疑的。
惟，很明显地，综观展览会的反馈信息，以下三点“收获”倒是难能可贵的：一、孩子们因为受到观众的赞美所以对自我表达信心满满；二、家长与村民们都有机会了解孩子们的学习方法和进度；及三、摩尔先生的教育模式也因此赢得大家的认同、信任以及支持了。
许多家长还察觉到，一旦孩子在造型上渐渐有很好的掌握与表现时，他的阅读能力和书写能力竟然也渐渐变强了！
从一九八八到九〇年期间，这项揭示了乡村儿童绘画劳动成果的艺术项目，在有心人穿针引线下，先后到过日惹、耶加达与泗水等经济较为繁荣、文化较为动进的城市展出。除了作品展览，它还设有论坛，跨学科多角度交流研讨，往往引起当地教育界、文艺界、大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等领域的积极回响；拥护者或反对者亦会撰文延伸辨析之、批判之。
普罗大众同样深切关心布伦本的民生问题。一些富有公益精神的仁人君子慷慨解囊，捐助钱款充作支援与改善儿童学习环境的经费。经过集体协商之后，村民决定将这些社会捐款用来给孩子们购买新的校服、用具，充实图书馆的藏书，以及添置新的塑胶水管，并且为村里的输水管道进行维修、提升的工程。
“城市人议论着乡下人，布伦本乃是主要的话题。当官者议论着他的子民、绘画劳动以及孩子们的绘画展览。”摩尔尢诺细说当年。
民主武装
“当一个共同意识出现之时，困境就有了改变。”（泰勒）公民行动力持续窜升，从某种程度上说，即意谓着被压迫阶层人民认同的以及憧憬的社群意识、社区想象与社会理想也渐渐有了出口，有了新的开端──从自觉到自决的谋定和策应。
但是，这边厢，正当村民仍然陶醉在自我满足的欢愉情境中，那边厢，极权政治的碾磨机很快地向布伦本逼近了。摩尔尢诺倡导以人为本的“参与式研究”（participatory research），即非暴力革命，亦无密谋叛变，纵使如此，对于当权者来说，岂能掉以轻心放任自由。
粗略地说，这是一种整合了社会观察、教育工作、政治行动、并且由众人发起、组织以及参与的实践方式，它鼓励社区民众和协调人员透过民主、开放的对话交往，催生一种能够有效地驱动或者激活在地文化、经济与政治等客观现实的生存策略；著名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称之为“文化行动”（cultural action）。
当局动员一组政治部官员严查他的底细，穷凶恶极，咄咄逼人；在他们看来，一名持有大学文凭的知识分子，若非内含不为外人所知的目的，决不会自愿下乡从事义务性工作的。此外，他们还质问他为什麽到耶加达展出那些儿童画，其动机是什麽以及促成这项活动的幕后人物是谁……摩尔尢诺后来才搞清楚，爪哇南部沿海一带，即该渔村所在之范围内，原来一直都被当局怀疑是潜伏着不少前印共党员的“黑区”，让他虚惊一场。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但这件事并未造成他心理上的丝毫退却（就像发生在有的人身上那样）。摩尔尢诺坦言，艺术家本来就是一名凡夫俗子，他来自群众，其艺术实践也应该回到群众中去。这种实用主义的观念，以及舍己为人的美德显然受到“爪哇美学”的感召而成就。或许，深一层阐释之，其思想框架里装备着三种“民主武装”，即良心（conscience）、觉悟（awareness）与信念（conviction），促使他得以自力安排，不屈不挠地为了创演一个更有实际意义的“可能世界”继续战斗！
然后，他走出爪哇岛，勇往直前，足迹遍布了苏拉威西、棉兰、亚齐、加里曼丹、巴布亚……等等，其中包括许多处于紧张状态──譬如像发生族群冲突和遭遇自然灾害等──的边缘地区；与此同时，他所投身的社会改革议程，亦从儿童艺术教育扩展到成人扫盲工作了。
二〇〇三年，摩尔尢诺旧地重游，当年在沙滩上活蹦乱跑的学生们都已长大成人，校长卡狄然先生也退休了。布伦本现在拥有一条以沥青铺筑的马路，交通方便，村民可以把新鲜水产直接载送到城中售卖；乡镇企业兴起，收入益益长进，大多数民宅也修建得更加讲究、阔气……无论如何，不管这些变化是好是坏，“Pak Moel Guru Nggambar”的身影，始终雕镌在大家的心灵最深处！
参考资料：
1. MOELYONO (2005): Pak Moel Guru Nggambar, INSIST Press, Yogyakarta.
2. MOELYONO (2007): Gambar Sebagai Media Ekspresi Anak (Photostat notes for workshop in NotThatBalai Arts Festival, Kuala Lumpur.)
3. PAULO FREIRE (2005):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 An Education for Humanization, Radical Essential Pamphlet Series, Citizens International, Penang, Malaysia.
4. 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 [加]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程炼译：《现代性之隐忧》（The Malaise of Modernity），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原文分六次发表于《东方日报·东方名家》作者专栏“艺文风景”。 （2007.08.15/22/29以及09.06/11/19）
文／蔡长璜
终于，我和摩尔尢诺（Moelyono）先生碰面了！就在刚刚结束的“第三届非那局艺术节”（Notthatbalai Art Festival 2007），这名印尼艺术家受邀到来主持一场研习营和两场讲座，旨在跟本地艺术社群分享其个人的创作历程，以及报告其从事了逾二十年的社区艺术教育工作。
对于他的才华与品格，还有献身社稷人民的事功，我一直都略有所闻；难得大好机会，尤其发自一种敬仰之意，我全程参加了相关的活动项目。于是乎，对这位以“图画老师”（Guru Nggambar）而名声广播、并且非常平易近人的“摩尔先生”（Pak Moel）的研究方法、知识结构、政治信念和改革议程等均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距今十七年前，在艺术学院最后一个学期时，我修读了几种偏重理论的科目，其中有一堂课叫做“第三世界美学”（Third World Aesthetic）。教我们的讲师选用了一篇关于摩尔尢诺如何在布伦本（Brumbum），即一个位于爪哇东海岸的小渔村，通过跟儿童们进行绘画劳动来催化觉醒意识的评论报导，作为课堂上诸多晦涩难懂的阅读／交流文本之一。
出乎意料之外，首次接触这种“问题导向的教育模式”（problem-posing model of education），不但让我印象深刻，而且，从此便一直影响着我的创作趋向和人生志向。
事情是这样的：很多画家喜爱描绘穷乡僻壤的景况，抑且热衷再现出社会下层民众的肖像，比方说，乞丐、劳工、原住民，等等；不过，一如观光客怀着猎奇心态去感受、去攫取异国的文化情调般没有两样，他／她们终究沦为一种创作素材，显然是画家──甚至是作品展出时的观众或收藏家──凝视的对象物。
就现代伦理学的概念来讲，这样的行为可谓是“缺德”的，然而却不被艺术家所看重。
摩尔尢诺亦曾陷入类似的迷思中而异常苦恼。在一九八零年代中期，他乃是一名以写实技法描绘民生问题的新生代画家，纵使这些作品因为精湛的表现形式而令人赞叹，他关心的现实情境和显示的生存状态依然如故。艺术家借题发挥，或许名利双收了，惟身在苦难中的人家还是过着粗衣粝食的生活。
“为什麽穷人不能将自己的困境画出来？”他开始怀疑，所以提了第一道问题。
另类教学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摩尔尢诺“闯进”布伦本。他翻山越岭，约莫经过两个小时、共五公里的脚程，方才抵达这个绝大多数村民都是靠渔业营生的聚落；村中的男女老幼，朝朝暮暮接受着来自南印度洋的大风大浪之洗礼，民风淳朴，生活清贫。
前年，印尼社会改革协会（Indonesian Society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SIST）资助印行了由他撰述的《摩尔先生，图画老师》，对于那里的第一印象，作者如是披露：进了布伦本，映入眼帘的不外是一些用竹片编制成屋身，以及用棕榈叶堆叠成屋顶的民宅，其中有一栋用锌板做屋顶的木制建筑，被区隔成四个空间，据女鱼贩告知，那便是供给村里的小孩读书的地方了。
摩尔尢诺当时在一个小镇的私立学校当美术老师，这个身份特别受到当地人的礼待、尊重与认同，于是将他引荐给该所小学的校长卡狄然先生（Pak Katiran）。
卡狄然先生向他叙述了布伦本的实际状况，乃至导致师资短缺的关键，比方说，地点过于偏远──它跟外界的交通方式乃是一条崎岖的山径，而且疟蚊非常猖狂，外来的老师都不愿意长留于此。他希望摩尔尢诺给予协助。随即把后者领到一间课室，当场宣布欢迎这位新来的图画老师，同学们闻之，无不雀跃万分。
“我自然感到紧张，毫无准备。这件事超乎我的意料之外，在此之前根本没有想过。这是我第一次忐忑不安地呆立在课室前，虽然只是面对大约十名一和二年级的小学生而已。”
接着，摩尔尢诺发现同学们都没有图画簿，应当如何是好？就在没头没绪之际，他望见离村子不远处那一片宽广的海滩，灵机一动，邀请同学们走向户外，自此便开展出一种以沙地当纸、以树枝当笔的另类教学法！
该书第一章详细地记载了这位图画老师长期在当地奋斗的经过，其中包括他如何在物质匮乏的情形下实施其对话性的审美教育，以及如何藉着艺术的实践，直接地参与、融入群众之中，并且激发大家一起学习从积极面向主动去正视有关社区的诸种民生问题，例如，教育、卫生、贫穷，等等，凝聚公民力量，全心全意创造出一个归属个人也归属集体的生活世界。
平等对话
摩尔尢诺究竟如何取得这项成就──审美教育果真能够达致社会改革的效应？另一方面，以布伦本的个案而言，该村民众甚至是地方官员们岂会对这个“外来者”毫无戒心，更甚的是，反而接受他的参与和听取他的意见？
或许，在印尼境外的我们看来，这些事迹太夸张了，简直难以置信。
无论如何，摩尔尢诺不但不是一名思想激进者，事实上，他的儿童艺术教育理论框架，跟时下众多的艺术教师所主张的相差无几，例如，启发儿童的潜能以及培养儿童的自信，确保他们拥有健全的心智成长，免得对其未来的人格、行为和情感等带来负面的影响，等等。
他还强调艺术教师务需“对儿童友善”（child friendly）。因此，孩子们在劳动的过程中，不管是绘画也好、制作手工也罢，大人们切忌凭着自身的逻辑思维与价值判断去批评他们和其作品。
尤甚要紧的是，儿童好玩的天性决不可以被压制或者抹杀掉！儿童做游戏的当儿，除了充满活力、乐趣、满足、自尊和受人关爱的情感体验之外，下意识地还能够涵养他们的模仿能力、想象能力、认知能力、适应能力……团体游戏也会促成其人际关系、平等认同以及群体意识等互补、均衡地发展。
所谓“寓教于乐”！用摩尔尢诺的语言来讲，“游戏乃是一种普世、可行与有效加强儿童求知精神的手段。”
而最鲜明的例子，莫过于他让同学们在沙滩上边玩边画的那一幕了。
摩尔尢诺首先引导同学们以各式各样的方式绘制线条，譬如像使用树枝（或脚趾）在沙地上画一条长线，抑或，互相比赛以倒退走（或跑动）的方式来完成之。又，干脆就地取材，把随手捡来的枯枝、漂流木等拼凑成立体而粗犷的线；乃至借助石头、贝壳与珊瑚等自然材质来传播“藉由点和点的持续连接构成线”的图式概念。
稍后，大家亦会针对先前的活动进行交流，惟至多是一种轻松的随性的对话，包括：我们用什麽东西来画线？在什麽地方？一边跑一边画线的感觉如何？刚才是谁用树枝来画线？我们还可以用什麽东西在沙滩上或者空地上制作长线？我们有可能制作一条通往云端的直线吗……
真实经验
值得我们注意的，则是摩尔尢诺非常重视对话模式与交流过程中的“平等原则”了。
大人和儿童的关系，并非一种单向的关系，意即前者始终扮演着发问者的角色，而后者却只能不停地回答诸多的提问──喜欢发问的孩子往往被家长或老师们当作“问题儿童”看待！──换句话说，儿童有权力对其周遭的现象提出问题，大人必须倾听这些声音（即使是批评的意见），应该尽所能去启发他们，抑且，强化他们的思辨能力。
有研究报告指出，双向的关系与互动的交流，对于模塑甚至完善儿童的“人格系统”方面具有充分的助益。
推而论之，在交流过程中间，每一个对话者形同一个独立的主体，彼此皆处于平行的发声位置上各抒己见，没有你高我低之分。假如关涉了整体社区与人民的利益时，对话的前提和共识亦需建立在爱心、真诚、信任、希望等人生理想的基础上，一切以大局为重。
摩尔尢诺的社区艺术教育工作，在在显示了如何从一项纯粹的儿童绘画劳动──他采用普通的材料而已，诸如纸和笔，再如用竹子编扎与人等大的立体人偶造形，最为“尖端”的技术要数木刻版画了，──渐渐地演变到作为集体面对、剖析、解决（部分）民生问题的犀利的传播／交流的媒介。
这其中包含一定程度上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显然，前文约略讲述过，作为一名现实批判写实主义的画家，摩尔尢诺是在寻找创作素材时，不经意闯进这个小渔村的。可谓“无巧不成书”。
再说，该村民众的存在处境的确十分窘迫；他们不但要跟大自然博斗，基于社区的基本设施不足，比方说：道路、电流、自来水，等等，经济发展受到制约，生活得过且过，还要忍受贪赃枉法的地方官员为所欲为！
这些被压迫阶层人民的真实经验（包括一些不合理的剥削）透过儿童的图画一一重构、揭露出来：校服与课本的缺乏；小孩在踢球时，看见大人们因为争抢自来水管而发生龃龉；疟疾的危害；拖网乃是全村人都参与的日常活动；执法人员指示村民把合法砍伐的林木搬到其卡车上；萨班先生（Pak Sarpan）担着两大串香蕉欲送给森林局官员，等等。
寻找出口
这些图像表征了孩子眼里的生活世界。尽管画法稚拙，充满童趣，毕竟没有沾染一丁点虚假、浮华甚至功利性的色彩（对照我国那些儿童填色比赛的优胜作品），其中凸显的真实性与相关性尤其十分感人。
上述诸多社区问题的视觉化呈现，后来在一间刚刚建竣的民宅公开展示──较早前，当地发生火患，共有五间民宅不幸遭到祝融吞噬了；摩尔尢诺从别处筹集了一些救济品，包括衣物、炊具和家私等，帮助灾民消解一些经济负担和恐慌，──全体村民均被预设为“特选观众”。
或许，有人会问，一种非政治化的文化演练到底能够取得什麽具体的社会效应？乃至于那些（下文将陆续提及的）连锁反应是否有夸大其词亦是可以被质疑的。
惟，很明显地，综观展览会的反馈信息，以下三点“收获”倒是难能可贵的：一、孩子们因为受到观众的赞美所以对自我表达信心满满；二、家长与村民们都有机会了解孩子们的学习方法和进度；及三、摩尔先生的教育模式也因此赢得大家的认同、信任以及支持了。
许多家长还察觉到，一旦孩子在造型上渐渐有很好的掌握与表现时，他的阅读能力和书写能力竟然也渐渐变强了！
从一九八八到九〇年期间，这项揭示了乡村儿童绘画劳动成果的艺术项目，在有心人穿针引线下，先后到过日惹、耶加达与泗水等经济较为繁荣、文化较为动进的城市展出。除了作品展览，它还设有论坛，跨学科多角度交流研讨，往往引起当地教育界、文艺界、大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等领域的积极回响；拥护者或反对者亦会撰文延伸辨析之、批判之。
普罗大众同样深切关心布伦本的民生问题。一些富有公益精神的仁人君子慷慨解囊，捐助钱款充作支援与改善儿童学习环境的经费。经过集体协商之后，村民决定将这些社会捐款用来给孩子们购买新的校服、用具，充实图书馆的藏书，以及添置新的塑胶水管，并且为村里的输水管道进行维修、提升的工程。
“城市人议论着乡下人，布伦本乃是主要的话题。当官者议论着他的子民、绘画劳动以及孩子们的绘画展览。”摩尔尢诺细说当年。
民主武装
“当一个共同意识出现之时，困境就有了改变。”（泰勒）公民行动力持续窜升，从某种程度上说，即意谓着被压迫阶层人民认同的以及憧憬的社群意识、社区想象与社会理想也渐渐有了出口，有了新的开端──从自觉到自决的谋定和策应。
但是，这边厢，正当村民仍然陶醉在自我满足的欢愉情境中，那边厢，极权政治的碾磨机很快地向布伦本逼近了。摩尔尢诺倡导以人为本的“参与式研究”（participatory research），即非暴力革命，亦无密谋叛变，纵使如此，对于当权者来说，岂能掉以轻心放任自由。
粗略地说，这是一种整合了社会观察、教育工作、政治行动、并且由众人发起、组织以及参与的实践方式，它鼓励社区民众和协调人员透过民主、开放的对话交往，催生一种能够有效地驱动或者激活在地文化、经济与政治等客观现实的生存策略；著名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称之为“文化行动”（cultural action）。
当局动员一组政治部官员严查他的底细，穷凶恶极，咄咄逼人；在他们看来，一名持有大学文凭的知识分子，若非内含不为外人所知的目的，决不会自愿下乡从事义务性工作的。此外，他们还质问他为什麽到耶加达展出那些儿童画，其动机是什麽以及促成这项活动的幕后人物是谁……摩尔尢诺后来才搞清楚，爪哇南部沿海一带，即该渔村所在之范围内，原来一直都被当局怀疑是潜伏着不少前印共党员的“黑区”，让他虚惊一场。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但这件事并未造成他心理上的丝毫退却（就像发生在有的人身上那样）。摩尔尢诺坦言，艺术家本来就是一名凡夫俗子，他来自群众，其艺术实践也应该回到群众中去。这种实用主义的观念，以及舍己为人的美德显然受到“爪哇美学”的感召而成就。或许，深一层阐释之，其思想框架里装备着三种“民主武装”，即良心（conscience）、觉悟（awareness）与信念（conviction），促使他得以自力安排，不屈不挠地为了创演一个更有实际意义的“可能世界”继续战斗！
然后，他走出爪哇岛，勇往直前，足迹遍布了苏拉威西、棉兰、亚齐、加里曼丹、巴布亚……等等，其中包括许多处于紧张状态──譬如像发生族群冲突和遭遇自然灾害等──的边缘地区；与此同时，他所投身的社会改革议程，亦从儿童艺术教育扩展到成人扫盲工作了。
二〇〇三年，摩尔尢诺旧地重游，当年在沙滩上活蹦乱跑的学生们都已长大成人，校长卡狄然先生也退休了。布伦本现在拥有一条以沥青铺筑的马路，交通方便，村民可以把新鲜水产直接载送到城中售卖；乡镇企业兴起，收入益益长进，大多数民宅也修建得更加讲究、阔气……无论如何，不管这些变化是好是坏，“Pak Moel Guru Nggambar”的身影，始终雕镌在大家的心灵最深处！
参考资料：
1. MOELYONO (2005): Pak Moel Guru Nggambar, INSIST Press, Yogyakarta.
2. MOELYONO (2007): Gambar Sebagai Media Ekspresi Anak (Photostat notes for workshop in NotThatBalai Arts Festival, Kuala Lumpur.)
3. PAULO FREIRE (2005):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 An Education for Humanization, Radical Essential Pamphlet Series, Citizens International, Penang, Malaysia.
4. 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 [加]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程炼译：《现代性之隐忧》（The Malaise of Modernity），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原文分六次发表于《东方日报·东方名家》作者专栏“艺文风景”。 （2007.08.15/22/29以及09.06/11/19）
评论
Malaysians have a lot to learn from Pak Moel! His go-rural advocacy is good for Indonesia as well as for Malaysia now. We can only ignore very deprived rural citizens at our own risk-Malaysians' democratisation will be held back so long that the rural voters are captivated by the ruling regime-with the rest not lifting a fingers about their fellow citizens!